要体会历史的况味，不仅要放宽历史的纬度，且须拉长历史的经线。就个体生命来说，百年已经够长的了，但在历史的长河和交响中，也就是那么一朵浪花、一个音符。百年看人生，千年勉强可以知历史，对于南京长干里这样的历史文化厚积区，千年才刚刚轮回为一个小单元。如今位于长干里的晨光集团的生产车间已搬离，此处已是一片创意产业园区，有高档宾馆和休闲餐饮会所，创意公司和艺术家村，灯红，酒绿。然其肇始，却是1865年两江总督李鸿章创办的“金陵机器局”，当年戒备森严，生产的是杀人机器。1865年是个时间的节点，这个科技创意产业园便以“1865”冠名。

“金陵制造局”门楼,透过便门，可以看到园区内的的佛首雕塑

　　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1865园区仍存7栋清代建筑和11座民国建筑，现为厂史陈列馆的三栋建筑是园区内年龄最大的厂房，名称和建造年代当年都刻在门额上：“机器大厂同治五年”、“机器右厂 同治十二年”、“机器左厂 光绪七年”，旁边有铸铁立柱，上面刻有“光绪四年金陵机器局监制”的字样。这些文字如今都还清晰可见。1865园区为中国民族工业肇始地之一，至今已近150年，其间沿革不断，地面上的这一砖一瓦都见证着中国近现代史。三藏殿、大报恩寺遗址、国民政府时期的历史遗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历史与实践，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留下的痕迹：历史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涂抹；还有地下那些恒久不变的，历史因此又是不断的湮没与发掘。历史的恩恩怨怨似乎已经淡去，意识形态的桎梏也无法阻挡后人对先人、往事的回忆与怀想。时间创造了一切，也改变了一切，诠释着一切。时间老人嘴角的一抹微笑，常常让我感怀不已……

　　1865年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对于南京（金陵）这座饱经风霜的城市和李鸿章这个大清朝冉冉升起的新星来说，意义更是不同寻常。彼时，南京的硝烟刚刚散去，百废待兴；李鸿章正当男人的盛年，功高而意兴。

　　上年，太平天国盘踞了十二年的金陵被攻克，江浙肃清，清廷赐封劳苦功高的李鸿章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1865年，因原两江总督曾国藩被命为钦差大臣，督军剿捻，李鸿章暂署两江总督。5月22日，李鸿章意气风发，到任金陵。是年，李鸿章四十二岁，已经经历了诸多国际国内大事，眼界大开，他深深认识到：闭关锁国已无可能。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说：“臣查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糜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械机事，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在任江苏巡抚驻师上海时，李鸿章参观洋军，深受触动，曾有信给曾国藩说：“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已。”在和洋人“常胜军”共同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李鸿章更是亲身见识了洋人“船坚炮利”的威力与威胁，以及对内镇压的不可或缺。太平天国的失败是湘军、淮军和洋枪队合力围剿的结果，洋枪洋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善于总结的李鸿章认识到“洋务”的重要性与紧迫感，制枪造炮成为“洋务运动”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新式战争武器的创新制造，成了自立自强、救人救国的优先选择。

 “1865”园区夕阳中的古老厂房

　　因此一到南京，李鸿章马上将他在苏州创办的洋炮局迁来，以其机器设备、生产材料、管理人员为基础，在南京创办了金陵机器局（也称“江宁机器局”），为当时的四大兵工厂之一（另三家是同年在上海创办的江南机器局，左宗棠1866年在福州创办的船政局，崇厚1867年创办的天津机器局）。江南机器局和金陵机器局的建立，是李鸿章洋务生涯之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前些年北京建造中华世纪坛，其青铜甬道也刻上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公元1865年乙丑，清穆宗同治四年，南京设金陵机器局。”

　　金陵机器局是今江苏境内第一家引进西方技术的兵工厂，据《续江宁府志》记载，“屋宇皆仿外洋之式营造，以道员一人掌之。购机器于外洋，募洋匠为师，督诸匠制造炮位、焖火、车轮盘架、子药箱具、开花炸弹、洋枪抬枪、铜帽等项，解济淮军及本省留防勇营之用。”在当时的南京，这无疑是个新鲜玩意儿，连1860年就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曾国藩都惊叹：“制造各种机器，皆用火力鼓动机轮，备极工巧。其中如造洋火铜帽、锯大木如切豆腐，二者尤为神奇。”“锯大木如切豆腐”，这对于闭关锁国多年的农耕社会来说，其震撼力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开始时的状况相当简陋。枪炮子弹为主要产品，后来兼及枪炮甚至舰船。枪炮因工艺不过关，事故不断，炮弹试射时甚至曾炸死多人。李鸿章自己也说，“近始兼习洋枪、小炸炮，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敢信。”后来通过不断兼并扩建、引进人才，不但规模大过于从前，质量也大大提高。就是这样一座厂，当年也曾创造过多项全国第一，可见当初民族工业的落后程度。1865年，中国科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在这里建成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当年三月在南京举行了“黄鹄”号的首航仪式。1886年后，自行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铸钢炉，炼出了中国第一炉铸钢，制造成功中国第一门克虏伯式后装线膛纯钢炮。1888年，徐建寅克服重重困难试制成功当时先进的马克沁机枪（当时又称为“赛电枪”），此为中国第一挺重型机枪。遗憾的是，中国科学家创造的这些“第一”都没有完整的实物留下来，历史被轻易丢弃。“黄鹄”号大多时候被曾国藩家族使用，其夫人返湘，“黄鹄”常委护航，从金陵溯江而上，声势和面子很是了得。后来，“黄鹄”由徐寿父子于同治六年驾往上海，停泊江南制造局码头。由于滥用而疏于修理，船体多处渗漏，不久沉没于黄浦江中。

　　岁月、光阴匆匆流走，不留一丝痕迹。

　　大清朝还是亡了。李鸿章也在国人的误解与声讨中逝去，给后人留下了历史人物研究的沉重课题。民国建立了，又被从大陆赶去了台湾。金陵机器厂制造的武器，清政府用来镇压过国内的反叛起义，偶尔也打过洋人；国民党掌握此厂（改称“金陵兵工厂”），制造的枪弹杀过日本人，也杀过共产党；日本占领时期，这里制造的武器既打国民党也打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金陵兵工厂厂长李承干回到阔别已久的厂区，为一个民族的大难不死喜极而泣，连西服也来不及脱下，就和同事一起跃入游泳池中，欢呼来之不易的胜利。哪知和平从来没有真正来临，国共和谈破裂，这里生产的武器弹药又一次用来对付自己的同胞。1949年，共产党接管后，这里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后勤部军械部军械总厂”，后又改为“国营307厂”（1953年）、“国营晨光机器厂”（1957年）、晨光集团公司（1996年）。如今，其航空科技成果已贡献于“神舟”太空旅行、“嫦娥”登月计划。

　　“1865”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时间节点。150年，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个体生命如此渺小，无从把握历史的前行。出世也好，入世也罢，世界仍在争抢厮杀，从来就没太平过。但是，个体的生命却可以让历史的经线回溯向前，文献实物互为印证，“事后诸葛亮”。

“1865”园区的文革遗存

　　金陵机器局的厂址当年选在聚宝门（今中华门）外古长干里，就是李白《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的那个长干里。此地历史上不仅是南京市民聚居的繁华之地，也是佛教三大舍利汇聚之所，真的也是“无嫌猜”。金陵机器局原址，加上以后不断的改建扩建，覆盖了历史上多所佛教建筑遗址：建初寺、长干寺、天禧寺、三藏塔、西天寺、大报恩寺，佛教寺庙在这里一次次毁于战争，累废，累建。历史的一面是“建设”，另一面是“毁灭”；一面是入世的战争，另一面是出世的宗教。待到李鸿章选址建厂时，这里已是一片废墟。制造杀人武器而且要不断升级换代的兵工厂选址在佛教圣地，极具讽刺意味。

　　佛教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宗教审判、没有异端迫害、没有十字军圣战，且与暴力无涉的世界性宗教，其进入中国当然和战争征服没有关系。公元248年（赤乌年间），印度高僧康僧会在吴大帝孙权的支持下，在长干里创建了建初寺，并建第一座阿育王塔，供奉他从印度带来的佛祖真身舍利。此为中国南方第一座佛教寺庙，不久成为长江以南的佛教传播中心。建初寺存在了100年左右，地面上的建筑毁于东晋司马衍时期的苏峻叛乱。后重建，易名为长干寺。东晋孝武帝宁康年间，高僧刘萨诃在长干寺发现了佛祖真身舍利，以及佛祖发、爪等圣物，长干寺再次成为佛教圣地。其后寺内又建起了两座阿育王塔。公元537年，崇佛的梁武帝下令对长干寺进行扩建改造，并将佛祖舍利及发爪分为两份，分别放入两塔地宫之中，据佛教史记载，当日晚，藏入舍利的两座阿育王塔顶部同时大放光明。隋唐时，长干寺地面建筑再次毁于战争，但因佛祖舍利在此埋在地下，因此不可避免地被人“惦记”。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润州刺史李德裕打开长干寺阿育王塔地宫，找到21枚舍利。其中11枚被李德裕请往润州（今镇江市），在甘露寺建塔供奉，1136年后的1960年被考古发掘出土；另外的10枚仍留在长干寺，1186年后的2010年终于在南京重放光明。此是后话。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佛教史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埋在长干寺地下的10颗佛祖舍利经常显灵，宋真宗不得不下诏重修长干寺，并兴建九级佛塔，赐名“圣感舍利塔”。借此机会，北印度高僧施护又将其带来中国的佛顶骨舍利献给长干寺，也藏于新建的宝塔地宫之中。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宋真宗根据他的新年号，将长干寺更名为天禧寺。此后，长干寺（天禧寺）继佛祖舍利、佛顶骨舍利之后，又迎来了第三份舍利，这就是玄奘顶骨，据《景定建康志》和元《至正金陵新志》记载：宋代天圣年间，长干演化大师可政传得玄奘顶骨，并带回金陵，葬于古长干寺的东岗，上建白塔。洪武十九年（1386年），玄奘顶骨因故迁葬于长干寺南岗，上建喇嘛塔形式的三藏塔，后来又在塔前建起了三藏殿。

　　至此，佛教三大舍利齐聚长干里。

　　宋元两朝，天禧寺一直是地位崇高的江南大刹，忽必烈甚至将秦桧家族位于南京江宁的家庙“旌忠寺”没收，拨给天禧寺作为下院。元末动乱中，天禧寺庙宇被毁，而圣感应塔幸存。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曾对天禧寺进行大修，寺、塔焕然一新；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天禧寺不幸毁于人为纵火。

　　四年之后，明成祖朱棣下令在天禧寺原址重建佛寺，准宫阙规制，名为“大报恩寺”。

　　敕建大报恩寺的缘由，有两条较有说服力。朱棣的皇位夺自他的侄子，其合法性遭到质疑，大报恩寺这样的“鸿篇巨制”颇能证明他的雄才大略，他需要这样一件作品来说明一些问题。但还有更大的隐情。朱棣为了增加他夺取皇位的合法性，一直坚称自己是太祖和马皇后的嫡出，而实际上，他乃其父朱元璋的碽妃所生，而且，碽妃当年可能是犯了什么法规，被朱元璋处以“铁裙”之罚，最终被折磨而死。朱棣这个可怜的儿子，不得不隐藏的苦涩的母子之情，越发使他要尽一切可能报答生母，那个已不在人世的母亲。皇帝朱棣要报此母恩，南京大报恩寺——天下第一寺应运而生，当然是佛寺之冠，宇内第一。皇权成了至亲之桎梏，转而向宗教求助。皇帝多崇佛，其实很好理解：他是天下的拥有者，因享有太多太多，不但害怕现在失去，而且希望来世继续拥有，庸俗化地理解，佛也许能做到这一点？事实上，自东吴以来，皇家一直是寺庙最大的赞助者。

　　朱棣是大报恩寺的创意者，明确要求此寺要“弘拓故址，加于旧规，像貌尊严，三宝完具，殿堂廊庑焕然一新，重造浮图高壮坚丽，度越前代”。由于这样的高严要求，朱棣在世未能看到蓝图变成现实，直到他的孙子宣宗皇帝朱瞻基当政的宣德三年（1428年），大报恩寺历时17年才全部竣工。这座皇家寺庙占地面积400余亩，亭台楼阁，众多建筑鳞次节比，称得上是人间的“西天胜境”、“天上瑶台”。因规模巨大，有“骑马关山们”之说——只有骑着马，紧赶慢赶，才能赶在天黑之前把分散各处的门给关上。其当年的正殿只比中国古代最大的建筑——北京故宫太和殿略小一点，废墟中留下的柱础边长达2米，深达1、3米，甚至超过了南京明故宫的柱础，为明代南京柱础之最，据此可以想象明代大报恩寺的“准宫阙规制”，实有超宫阙规制之嫌。

　　更“意外”的是，这座大殿当年供奉的却不是通常寺庙供奉的释迦牟尼及其前世来世佛祖，而且大多时间保持锁闭状态，只有礼部祭祀官员可以定期进入。据说，相当长时间内，正殿中祭祀供奉的，非佛、非神、非仙，正是永乐皇帝朱棣的生母——碽妃，那个只能偷偷享受无上哀荣的母亲。

园区E12建筑旁的“毛主席语录雕塑。

　　正大光明地进入人们记忆的是大报恩寺琉璃塔，名符其实的“天下第一塔”。通过口传、绘画、诗词、歌谣等形式，南京大报恩寺塔声名远播，是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外人士的共同记忆。在逶迤的秦淮河、明城墙边，高耸云日、巨构殊形的佛塔，雄视海内外，在它屹立的400多年内，没有任何一座建筑能和它相比。在南京城任何地点，都能看到它顶天立地的身影；爬至塔顶环顾周遭，山水城林，万户千家、庙宇宫阙，尽收眼底。张岱将大报恩寺琉璃塔称为 “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是中国古代宝塔艺术的最高峰。朱棣的旷世悲情、天才的设计、极高的建筑技巧，和明朝强盛期国家的雄厚经济实力、高效的组织运营能力，共同铸成了大报恩寺琉璃塔这一旷世杰作。

　　大报恩寺塔建在宋天禧寺“圣感舍利塔”塔基之上，共九层，通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足有26层楼那么高。下大上小，逐级内收，每层所用构建数目相同，只是尺寸一一变小。塔的最上部安装塔刹，底部是两个盆形的“承露盘”。这巨大的承露盘每只都重达900余斤，大概是不便搬运的缘故，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仍保存在大报恩寺遗址，日本军队侵入南京后，承露盘不知所终。塔的最顶端是纯金制成的宝珠，重达200余两。塔刹有八根铁索与顶层檐角连接固定，铁索和每层的檐角都悬挂着铜制的风铃，共有152只之多，即使微风吹动，也是数里声闻。清代黄之隽《登报恩寺塔绝顶》：“到眼无埃塧，苍茫入素秋。万家斜照里，千古大江流。金碧翔霄表，虬龙压石头。长安称雁塔，此亦旧皇州。”诗中所说长安大雁塔所在的西安大慈恩寺，为李治登天子位前纪念他的母亲所建，是为登基造势，锦上添花；而大报恩寺却是巨大的悲情存在，而且因其隐秘，也就分外巨大。（未完待续）

　　（文/贾梦玮）